毛主席一生钟情于读书和看报，哪怕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依然不忘每日保持读书的习惯。无论战火如何蔓延，革命的局势如何复杂，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安排有人为他收集书籍和报纸，确保自己始终手不离卷。而正是因为毛主席这种深厚的读书兴趣，才促成了红军历史上两次至关重要的伟大会师——井冈山会师和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
这两次历史性的会师，改变了红军的命运，都离不开毛主席在阅读报纸时获得的关键信息。那么，这些改变历史的报纸究竟是谁找到的？当时又发生了哪些关键性事件呢？
先从井冈山会师说起。1927年10月，毛主席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成功进入井冈山，保住了革命的火种。尽管部队规模仅有不到一千人，处于敌人重兵围剿的严峻形势下，但毛主席依然坚持不放弃。然而，面对敌人的持续围攻，要在如此孤立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显得尤为艰难。更为严峻的是，通讯设施几乎没有，井冈山连一部电台都没有，想要得到敌人的动向，只能依靠亲自搜集情报。
有一天，毛主席找到当时的警卫排长张宗逊，让他外出搜集情报，尤其是报纸。毛主席总说，报纸是“精神食粮”。张宗逊深知这任务的重要性，于是带着几名同志迅速换上当地老百姓的衣服，潜入县城。他们来到了一家邮局，看到一堆堆的报纸堆积在地上。张宗逊见机行事，装作若无其事地翻开一张报纸，趁大家不注意时，将它悄悄塞进衣服里，带了回来。
展开剩余70%当毛主席看到这张报纸时，他惊讶地发现其中报道了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在汕头活动的消息。毛主席欣喜若狂，立即派人前往汕头寻找朱德的部队。最终，朱德的部队在汕头被找到，这一发现促成了井冈山会师，也让朱毛红军正式结盟。中国革命的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二次伟大的会师发生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和陕北红军成功会合。那时，中央红军刚刚突破了腊子口天险，进入了甘肃岷县的哈达铺镇。这里地理位置优越，民风淳朴，粮草充足，因此中央红军决定在这里稍作休整。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明确的共识：红军的最终目标是中苏边境，计划通过那里获取国际援助，开辟一片新的生存空间。
然而，就在哈达铺休整期间，红军突遇一张来自《大公报》的报纸，上面刊载了有关陕北红军的消息。毛主席、朱德等人看到后，顿时大为振奋，因为他们没想到在陕北居然还有红军部队，而且根据地的面积也相当可观，甚至徐海东带领的红25军也已到达了陕北，与刘志丹的部队合并，组成了红15军团。这一消息让毛主席等人意识到，红军的路线需要作出调整，于是，他们决定改变行进方向，前往陕北。
这张决定红军命运的报纸，究竟是谁找来的呢？虽然这一点至今仍存在多个版本，但根据长期的回忆与考证，有两种说法较为可信。其一，是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的回忆。1976年，陈昌奉重访哈达铺时，曾透露当年红军到达哈达铺后，首先占领了邮政所。毛主席、朱德等人翻阅了邮局的报纸，包括《大公报》《中央日报》《西安日报》等，最终从《大公报》上得知了陕北红军的动向。
其二，是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的记载。书中提到，红军的先头部队抵达哈达铺后，立即占领了邮政所，并从中找到了重要的报纸，提供给毛主席等人。至于这支先头部队，许多历史学者认为，可能是红一军团的侦察连，连长是梁兴初。这一说法得到了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的支持，他在《苦难辉煌》中明确提到，这张报纸是梁兴初最先找到的。
红军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凭借几张来之不易的报纸，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情报，并作出了决定，最终成功逆转了红军的困境。这种困难中的智慧与果断，堪称历史的一大奇迹。
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一直流传下来，成为了今天我们理解那段峥嵘岁月的重要窗口。
（参考资料：《井冈山会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苦难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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